从新石器时代陶鼓，看人类精神追求，为何把鼓视为威严权力的象征

陶鼓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用陶土烧制而成的打击乐器，“鼓”在甲骨文里就有记载，《尚书》《周礼》等文献典籍中保存了较为丰富的鼓类乐器资料，是研究中华音乐文明的珍贵遗产。

截至目前，我国出土新石器时代音乐文物的遗址已近百处，出土乐器和相关文物也有500件之多。其中陶鼓占有一定数量。

由于时代久远，鼓皮已经腐烂，出土时都是没有冒革的鼓框，在研究工作中很难辨认出来，这些文物最初暂定名为“罐”、“喇叭状陶器”、“缸”、“瓮”、“漏器”等。

礼乐制度是华夏文明主根脉形成的重要标志。“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基石。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礼乐文化以氏族部落方国乐舞形式孕育。

陶鼓作为重要乐器、礼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多元一体文明发展过程中，其功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巩固，发展到陶寺文化时代，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商代和周代传承创新达到高度发展、成熟。

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根据自身意志发明创造了陶器，这些使用粘土或陶土碾压成型、加工烧制而成的器具是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发展至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炊器、饮器、盛器及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陶器制作技术为陶鼓发明奠定了基础。

音乐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达程度的体现，具体的承载者是人声、乐器和乐舞。陶鼓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由陶土烧制而成的打击乐器，又名土鼓，是后世鼓类乐器的雏形。

新石器时代“鼓”除了用陶土烧制而成的土鼓较多外，大概以中空圆木为鼓腔，再在其上蒙上兽皮制作的木鼓为主。木胎和兽皮容易腐烂，而陶制鼓框则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新石器时代陶鼓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辽河流域、淮河流域均有出土。

新石器时代陶鼓通常与生活器物共处，且出土时大部分鼓皮已经腐朽，容易与其他实用器混淆，目前考古学界和音乐学界对于这类乐器性质的判定还未达成统一标准，加上出土的陶鼓形态各异、器型丰富，所以“陶鼓”的定名只是“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这类器物总称。

鼓腔应是圆形或近似圆形的筒状，口沿处应当有用来固定鼓皮的冒革、卷沿、乳钉、凸棱等，器身上下贯通，若不上下贯通鼓身应该有用来发音的出音口用来产生共振；器型上与其他实用器有明显的差别。

辽河区包括西辽河流域和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这一地区发现的陶鼓主要有小河西文化类型、红山文化类型，器型以无底筒形器最为典型。

该区域涵盖了甘肃省和青海省，以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为典型代表。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一支晚于马家窑文化，是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考古学文化。除这两个文化类型外，该区域出土的陶鼓还有仰韶文化类型。

海岱区是一个历史文化区概念，它的地理范围包括山东全境、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区。目前发现的乐器主要出自山东和苏北两地，分属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三个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这一区域出土的陶鼓主要是北辛文化类型和大汶口文化类型。

甘青区出土的陶鼓以马家窑文化类型为主，器型以喇叭器型最为典型，马家窑文化经过发展又分为马厂类型和半山类型，后期马厂和半山类型的陶鼓相较于早期马家窑类型的陶鼓在陶鼓的小头部分由施以复杂的弦纹、漩涡纹的折腹罐口形制改为饰简彩、更简约的小鼓腹罐口形制或盘口形制。

大头部分由半球形改变为敞口喇叭形，衔接两头的鼓身部分也趋于变粗变短，这一形制的改变也增大了鼓面的蒙皮面积，鼓的发音功能必定增强。

此外，宁县阳坬遗址发现的漏型陶鼓在甘青区并不多见，相反，在中原区的紫荆遗址出土了相似的器型，宁县阳坬遗址考古报告称阳坬遗址的文化特点与半坡晚期类型有不少共同之处。

这种形制特点与陶寺文化的陶鼓也有相似之处，龙山文化的影响可能辐射至黄河上游区域的文化类型。

中原区出土的陶鼓数量最多，其身影一直贯穿整个仰韶文化以及庙底沟二期，直至龙山时代陶寺文化时发展达到顶峰。

器型也最为丰富，有喇叭形、罐型、球底罐型、漏型、葫芦型等。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鼓是兼作葬具使用的，鼓腔内大多有尸骨遗存，这表明在当时人民已经将陶鼓用于丧葬活动。

海岱区出土的陶鼓以北辛文化类型和大汶口文化类型为主，器型以“缸形”为主，绝大部分出自墓葬。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陶鼓器表通常饰有连续的花瓣纹图案。

由于高山、沙漠、草原、海洋等自然地理客观上造成地区之间的阻隔，加之中国固有的农耕文化、家族聚居和稳定性社会组织等特点，导致氏族部落之间具有一定封闭性，因此，符合人类精神追求的音乐被创造出来。

音乐载体主要包括人声、乐器。陶鼓被创造的根本动力首先表现为区别于其它乐器的音乐功能。

陶鼓、鼍鼓等史前乐器以及发声响器骨笛、等是史前音乐文明蓬勃灿烂的可靠证据。

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甘肃嘉峪关北黑山列舞岩画以及青海大通孙家寨乐舞彩纹陶盆、等史前音乐图像也反映出史前音乐发展状况，证明了史前音乐文明与中华文明同步发展。

陶鼓是农耕时期的遗存，我国各个流域都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陶鼓，可见在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中，陶鼓不但广泛应用且发挥着重要作用。

“鼓”是“打击乐器”，用于抒发情感、艺术审美，这是陶鼓的基本功能。

陶鼓自产生以来在民众和上层社会中均广泛流传，其重要性、传播性和使用的广泛性与其他史前乐器相比而言，非常突出。

陶鼓敲击起来富有明快和稳健的节奏感，具有丰富的音响效果，是力量的象征，在劳作时伴有鼓声可以渲染气氛、凝聚力量，使人振奋精神、干劲十足。

击鼓发出的声音浑厚、响亮，且传声远，能起引奏作用，其他乐器演奏都要依照鼓点进行，所以古人经常把鼓视为威严和权力的象征，用于军事作战的号令和出征讨伐。

我国古文献中有“鼓法天，钟法地”的记载。鼓被奉为通天神器，远古先民崇拜天地，敬畏自然，在与天地沟通的仪式中需要用到“神器”。

原始宗教通过祭祀仪式、乐舞的形式整合原始社会的道德规范。祭祀起源于原始社会先民们对“超自然”神力的膜拜与敬仰，是为了建立、维持人与神灵关系的宗教仪式。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由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组成的大型祭祀群，体现了红山先民祭神灵、祭先祖、祭亡人的思想，体现了祭祀的制度化。

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无底筒形器为祭祀、沟通人神的宗教用具，红山文化初期使用筒形器具有普遍性，即先民均为巫者。

陶鼓还用于与祭祀相关的丧葬等活动，鼓音浑厚且传播距离远，声响效果听起来就似雷鸣。

宗教是中国古代祭祀与信仰的发端。巫术是比宗教更古老的信仰习俗，巫术中的主角——巫师，借助击法鼓、跳神舞来与天地鬼神建立连接，“巫之事神必以鼓舞”。

巫术色彩浓厚的宗教贯穿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宗教行为具有多样性，人类学专家和宗教学学者对此做了大量考证研究。

乐舞一直是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八九千年左右，伴随着原始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原始宗教也逐渐发展起来，史前乐舞艺术也登上舞台。

“以乐通神”成为神权统治的表现形式，陶鼓是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不仅数量多、分布广泛而且形制和功能也具有多样性。这一时期不但乐器遗存种类增多，史前音乐文化区也逐渐形成，原始音乐与巫术进一步结合。

夔之所能成为各方所公认的乐正，是因为夔这一形象凝聚了东西南北中各族群在漫长历史中以鼓为舞的主导、舞为仪式主导、仪式为天地人主导的多样内容。

“礼”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内涵和精髓。“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基石。

在礼制文化系统中，具体承担礼制功能的是相关的、具有特定内涵和象征意义的礼器，礼器组合，强调身份差别、地位高低、等级序列和权力轻重。

史前乐舞、祭祀、巫术等社会活动中使用陶鼓、石罄等乐器及其它精美器物的做法，为礼器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陶鼓就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被赋予特殊用途和特定涵义的礼器。

鼓之所以由最早成熟的打击乐器发展成为音乐主宰，与其丰富内涵和功能密切相关。

实际上陶鼓功能具有多样性、复合型，往往在使用中几种功能同时体现。

陶鼓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用陶土烧制而成的打击乐器，是后世鼓类乐器的雏形。

从祀至礼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根本途径。中国早期的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属性，“礼”和“乐”是中国社会两大基石。礼乐制度的建立是我国迈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礼乐制度在考古学上的体现是随葬礼器和乐器的配置。陶鼓作为重要乐器、礼器，自产生以来就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社会基础，在多元一体文明发展过程中其文化功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巩固。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经出现礼制文化特征，发展到陶寺文化时期礼乐制度形成。以陶鼓等礼乐器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陶鼓不但在中国礼制文化形成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而且作为礼乐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陶鼓作为承载礼乐文明的重要礼器，不但在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体系化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传统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交流互动。